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及其夫人即將入住養老院的消息，引發了人們對于當前養老問題的再次關注和爭論。

一方面，人口老齡化、養老金缺口等問題正在困擾著當前社會的養老體系，另一方面，家庭結構的變化，一對夫婦要照顧四位老人的普遍現狀，也成為當今最值得擔憂的問題。

而隨著傳統文化的逐漸復興，傳統儒學中的許多養老觀念、孝悌觀念也逐漸被人們所重視，那么，在儒家看來，究竟如何應對當前的養老問題，又是否能夠在傳統儒學的思想中，尋找到一些解決現代問題的方法和借鑒呢？

為此，本報采訪了著名儒家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干春松，他說，“在中國這樣一個老年人口如此之多、而養老金缺口如此之大的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養老的危機，儒家的孝道觀念有很大的作用，因此，如何在現代養老制度中吸收儒家的孝道思想，可以看做是國家未來養老制度的突破口。”

養老是

國際性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夫婦進入養老院，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當前社會中的人們依舊對養老院不夠認同，另一方面，也和社會轉型時代養老問題重重有關，干春松說，“養老問題確切來說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隨著醫療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人類的平均壽命在不斷增長。與之相對應的是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卻呈下降趨勢，因此，養老問題就成為世界各國的大問題。”

在中國這個人口大國，也是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社會中，養老問題尤其嚴重，干春松說，“傳統家庭結構解體，新的核心家庭建立，三口之家成為大多數家庭的模式，這導致一個核心家庭要撫養四個甚至更多的老人，這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力上都是難以承受的。在今天比較嚴重的還是養老金的缺口的問題，因此社會養老還難以化解家庭養老的矛盾。”

不論古今，養老都是一個社會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無數的哲人、思想家都在尋求一種更好的養老方式，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這樣的思考更加豐富、體系也更加完善，干春松說，“的確，古今社會中，如何對待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主要是家庭養老。雖然在《周禮》等一系列著作中，也列舉了一些養老的制度，但是可以想象這些制度并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實施，更多的體現為設想。比較落實的養老還主要是以家庭養老為主。而家族制度則會對家族中貧困成員的養老進行一定的補償。在宋明以后的家族制度中，設有義田和義山這樣的家族式的公益機制，即通過家族的公有收入來支持那些相對貧困的家庭的養老支出。”

干春松

著名儒家學者、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副院長。

儒家的思想資源

在傳統儒家家國天下的思想體系中，家庭是社會組成最基本的單位，因此家庭倫理也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倫理，它直接關系著整個社會的倫理制度，而孝道，無疑是家庭倫理中最重要的部分。

干春松說，“儒家是建立在以家族倫理為基礎之上的思想體系，因此孝悌不僅是修身之本，也是為仁之本。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其穩定乃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具體說來，既然養老是家庭的義務，那么孝道的核心就是尊老。而家庭的親情就得到特別的強調。儒家論孝的言論很多，以《論語》為例，比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這句話典型地反映了儒家的孝道觀。即單純的贍養老人并不是孝的全部，而關鍵是要有‘敬’，即感情的投入，這也是儒家的養老觀”。

在思想體系建構完善之外，是否還有一些具體的、制度性的安排，使得思想最終可以變為現實，成為現實生活中的規范和準則呢？干春松說，“儒家的養老思想最主要的方式是宣傳孝道，培養人們自覺贍養老人的習慣。其次是對不孝順和奉養老人的行為進行懲罰。比如，漢朝的法律規定：不贍養老人，要處棄市之刑，即在鬧市執行死刑并將犯人暴尸街頭。對父母、祖父母等長輩不敬也是重罪，子女殺父母或祖父母，即使沒有成功，也要判處棄市，毆傷長輩同樣要受棄市之刑。”

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倫理的制度化也逐漸變得更加復雜和周密，干春松說，“唐律是將儒家倫理法律化的典型，所以許多孝行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例如，唐律規定：父母在世時，子孫不能出遠門。這就是父母在不遠游的法律化。還有鼓勵累世聚居。不主張分家，尤其反對存私房錢。這樣規定，目的是讓子孫盡心盡力照顧好老人。”

現代養老的困境

從傳統型社會到現代型社會，撫養幼兒、贍養老人、扶助弱勢群體的社會倫理本身并沒有變化，但是社會的形態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大家庭的消解，成年人之間兩代不同居，這些現實的社會變化，同時，現代社會養老體系和傳統的家庭養老體系也不盡相同，那么，傳統對于現代的意義在哪里？

干春松說，“在中國，目前大部分地區還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因此，社會養老可能是未來的出路，但是就目前的養老金的規模還是社會養老體系的現狀而言，如何在政策層面鼓勵家庭養老是一條值得探索的路。比如既然核心家庭在消解，代際差別在加大，但我們依然可以通過在政策上鼓勵父母和孩子在同一個小區購買住房。這種做法新加坡就在實行，且效果不錯，所以從古人的孝道中吸取經驗，一是可以進行制度創新，將孝的精神貫注于養老制度的制定和推廣上。二是要繼續加強孝道精神的傳承，即使在社會化養老普及的未來，如何將孝道的精神灌輸給護理人員亦是十分必要的。”

傳統儒家的孝道雖然傳承不絕，但在現代社會中，也有一些一直被爭議的問題，比如“色難”、“無違”、“父母在不遠游”等等，對于今天的人來說，可能有的做不到（比如商業社會中的人口流動，異地工作等等），有的本身也被批評違背人性，違背現代社會平等觀念等等。

又該怎樣對傳統加以鑒別呢？干春松說，“的確，由于社會的變遷，許多傳統孝道中的理念和制度已經不適合當今社會了。經常有人會提到‘父母在不遠游’的問題。這些矛盾的確存在，但是，在我看來，‘父母在不遠游’其核心的精神就是對父母的關心照顧。不遠游是要為關心和照顧創造客觀條件。但儒家思想更為看重的發自內心的體恤和關心。不能簡單地從違背現在社會的平等觀念這樣的說法來否定孝道的價值。”

融合傳統與現代

當今社會，養老問題重重，這些問題，究竟是現代性的問題呢，還是傳統失落和斷裂造成的問題呢？

有沒有一種可能，融合傳統的思想資源，和現代性中對于人的保障，最終為當前的養老問題找到一些可供借鑒的答案呢？干春松說，“當今中國的養老問題，其關鍵是養老制度沒有完善造成的，但是近代以來對于家族制度的否定和對于孝道的批判，從思想層面加劇了養老的困難。我經常說一個觀點，在中國這樣一個老年人口如此之多、而養老金缺口如此之大的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養老的危機，關鍵在于儒家孝道觀念的根深蒂固、潤物細無聲，大多數國民都將贍養老人作為自己的責任，因此，如何在現代養老制度中吸收儒家的孝道思想，可以看做是國家未來養老制度的突破口。”

事實上，傳統的儒家思想，和現代社會養老理念的結合，并非沒有成功的途徑，甚至已有案例，干春松說，“就我個人的了解而言，新加坡的住房政策是把儒家思想和養老制度結合得最好的典型。新加坡國民在購買政府住房時，如果選擇與父母同住，或是住在距離父母家一公里以內的地方，會得到現金的獎勵，同時，還會獲得優先選擇房屋的機會。如果一個家庭贍養了父母，可以獲得退稅的獎勵。如果申請者是三代同堂家庭，將被優先安排居住。建屋發展局還設計了一大一小兩種面積的相鄰而居的實際需求。數十年來，這些政策都被嚴格地執行。”

傳統社會中，家庭倫理、養老本來是社會秩序的根基，而在今天，如何對待老人，也是考驗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試金石，干春松說，“應該說儒家的孝道和養老的關系是十分密切的，如果國人能夠正確認識養老和孝道的關系，那么我們亦可以期待有中國特色的養老制度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