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留上海的農民工徒步幾十公里，露宿火車站，想趕回家收麥子   

摘要：5月中旬，隨著公共交通逐漸放開，擁有900多萬外來人口的上海，迎來第一波返鄉潮。據財新報道，如今上海虹橋站日均離滬人數已過萬。為了回家，有人騎了50公里自行車，也有人徒步20多公里，走到“全身麻掉，沒有知覺”。虹橋火車站外也聚集了一群露宿者，他們搭帳篷，窩在ATM機里，有的甚至直接睡在草坪上、天橋下。他們都是外來打工者，在上海封控的兩個月餓過肚子，也面臨過感染的風險。如今，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回家。

文|李曉芳 蔡家欣 編輯|王珊瑚

黃浦江，夕陽

帶上兩個饅頭和吃剩的半瓶老干媽，27歲的文非下定決心離開上海。行李不多，一個黑色的20寸行李箱和一個黑色背包，可以捆在共享單車車籃上——他計劃騎行近50公里，去火車站。

地圖上，從他住的奉賢區酒店到上海虹橋火車站，只是短短的一條藍色曲線，像一個大寫的“L”。今年2月，他從杭州到上海出差，就沿著這個“L”住進了酒店。負責的項目本應在3月底結束，結果因為疫情，他被困在酒店，有近一個月的時間就靠一箱泡面維生。

5月中旬，上海部分地區逐漸放開，虹橋火車站車次增加，但有限。搶票和最初的搶菜一樣，純拼手速和運氣，文非刷了半個月的12306，才搶到一張5月19日的車票。公共交通也尚未完全恢復，良心點的私家車司機收幾百塊，報價上千的也不罕見，文非不舍得再花錢，過去兩個月的酒店費用都是他自行墊付，一天200，花銷實在太大。他看到網上流傳的視頻和攻略里，無奈困守的人們離開上海最常用的方式是騎共享單車，或者走路。

地圖上，從酒店到虹橋火車站的距離。

出發那天是5月18日下午4點。封控兩個月，文非第一次踏出酒店。石磚路的縫隙里鉆出了雜草，幾乎沒有人，也沒有車。文非起初騎得歪歪扭扭，大件的行李箱放在車籃上，拐個彎要同時扶住車頭和行李箱，箱子沒穩住，直接砸下來，在他的右小腿上劃出了一道血痕。

一個多小時后，他跨過了黃浦江，在橋上休息了一會，望著江面發呆，雙腿開始隱隱脹痛。后來經過的每一個路口，他看到“要么欄桿圍著，要么有人把守，反正大家出行都不方便”。他沒忍住情緒，眼淚瞬間涌出來。他很少哭，被關在酒店兩個月，掰著泡面度日，因為酒店被征作隔離點得搬出來，被人趕來趕去，他都沒有哭過。

可是那一刻，文非說，他覺得委屈，既是對自己的遭遇，也是為這座城市。

封控在酒店的日子長了，他有時會感知不到時間的流逝。起初旁邊的一家餐館還能勉強給酒店供應餐食，后來物資緊缺，餐館也難以為繼。文非只能把一日三餐縮減為兩餐，到后來變成了一天一頓。

他每天堅持看新聞，查看上海的新增病例有沒有下降，看整座城市什么時候能重新開通。這成了他衡量正常生活回歸的依據和希望，“但我一直沒有看到想看到的消息。”可他始終覺得酒店外的人們是會活得比他好的，“他們有社區管。后面不是還可以拿出門條。”真正到了路上，他才發現，“上海這么多人和我一樣的。”

往虹橋火車站的方向，天邊始終掛著一輪落日。但天氣不大好，云層厚重渾濁，連帶著太陽也模糊得像一盞昏黃電燈泡。文非拍了照發在社交平臺上，有人評論，“這太陽真的像曙光一樣。”文非已經沒有余力思考這到底像不像曙光了，30公里之后，雙腿開始控制不住地打顫，腰椎疼痛，地圖上的“L”像一個索命鉤。他幾乎把所有意志力都放在了騎車這一件事上，只埋頭機械地蹬著車輪，眼里只有這一條路。

而某種程度上，此刻能在路上的人已經是幸運兒。5月19日，25歲的健身教練楊逍同樣選擇騎自行車前往車站。路上，導航出了差錯，他誤打誤撞騎進了一處天橋底下。橋下停著七八輛卡車，有十來個卡車司機正扎在橋洞下煮土豆，沒有米飯，周圍散落著一些零食。楊逍判斷，這些卡車司機大概在橋洞待了半個月以上了，“他們挺狼狽的，頭發看起來很多天沒有洗了，滿地都是生活垃圾。”

楊逍注意到，他們的車牌號是安徽的，有兩輛車上還掛著紅色橫幅，寫著“援滬物資”，而他們的車門上都貼著一張封條，“他們好像沒有辦法出去，就滯留在那里了。”

卡車司機們和誤入橋洞的楊逍對視了一會，“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們就齊刷刷地盯著我看嘛，我也在看他們，就是看出來他們的眼神很絕望，真的很絕望。”這個年輕人在電話里傷心地重復，“我覺得不應該這樣，他們不應該被這樣對待呀。”

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再度騎上車，朝著幾公里外的虹橋火車站繼續出發。

扛著行李步行到虹橋火車站的人 講述者供圖

七莘路，老家的麥子熟了

前往虹橋火車站的路上不缺人。特別是通往車站的七莘路。這條道路連接閔行區南北兩端，南端是打工者聚集的馬橋和吳涇鎮，北側是虹橋火車站。一路向北，時不時就能看到“趕路人”的身影。有人拖著行李箱在路上走，有人一手騎車，一手扶行李箱。剛開始，隔幾十、上百米見著一回，越靠近北端越密集，隔兩三米就能見著一個。

文非碰到了8個農民工。他們肩上扛著，手上提著，連被褥都背在身后，滿滿當當。文非詫異他們連共享單車都沒騎，看架勢是想從奉賢區走上近50公里，一路走到虹橋火車站。

一搭話才知道，這幾個4、50歲的農民工來自河南信陽，趁農閑時到上海打工補貼家用，沒想到最后封控了近兩個月。他們告訴文非，夏天來了，老家的麥子已經熟了，他們急著回家收麥子。

文非聽了難過，“我騎車過去都要四個小時，他們走過去不得花一天。”老鄉們說也是迫不得已，他們不懂得如何掃碼解鎖共享單車，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走過去。文非拿著他們的手機一個個幫忙掃碼解鎖共享單車，其中一位大叔的手機甚至沒有安裝支付寶，他又幫忙下了軟件，掃了一輛共享單車。

這些迫切離開上海的人，大多是被生活逼到了絕處。一位23歲的男孩從互聯網公司辭職不久后，就遇上疫情，封控在家。他形容，“足不出戶加上沒有工作，心態就很崩。”失業兩個月的演藝人員拿不出3000多塊錢的房租，他騎了近3個小時的自行車，又徒步走了一個多小時才抵達虹橋火車站，腿已經不會彎了，“稍微不注意可能就跪地上的那種感覺”。

健身教練小莉到上海工作了一個月就被封起來，手頭的錢快用光了，工資也沒發。5月21日凌晨5點，她騎車去火車站，小行李箱放在自行車車頭，一直掉下來，大行李箱由男友騰出一只手拖在地上拉。騎了大概五公里，遇到一個外賣小哥，主動提出幫忙。大行李箱放電動車前，小莉坐在電瓶車車后。到達虹橋火車站以后，小哥又返回去接招莉的男友。兩個人順利抵達車站，小哥就離去了，不要錢。

除了回家的人，通往火車站的路上，還有許多像小哥這樣免費接送旅客的志愿者，也許是外賣員，也許是網約車司機，甚至還有貨車司機。一個網約車司機觀察到，年輕人行李大都輕便，通常是一個箱子加一個背包。與之相反，五六十歲的中年人似乎隨身都帶著一個家，一個農民工除了行李箱，還扛著3個大麻袋，還有一個做家政的婦女，臉盆、拖鞋、衣架全架了在身上。

40歲的嚴遲從事物流行業，有貨車，有自己的小汽車，從5月中旬開始免費接送求助者到車站。前幾天接送的幾個華東理工大學的學生還能開玩笑，說這次離開上海，是要回家鄉做建設了。但車上的更多路程是沉默甚至悲傷的。

一個湖北的年輕姑娘，2020年年初就經歷了武漢疫情，2022年在上海工作又遭遇一波封控，居家辦公期間，姑娘的公司沒撐下去，倒閉了。“她身上的錢也用光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一些年紀更大點的人，上車后表情常常很沉重，笑容很少，嚴遲不知如何開口交流，“怕他們情緒繃不住，直接哭了。”

對很多人來說，來上海的路上有多少期許，這兩個月或許也收獲了同樣的失望。5月23日，上海恢復了四條地鐵線的運營，自由職業者張濤決定到虹橋火車站做一個記錄。他遇到孤身一人的老蔡，老蔡來自山東，三月到上海打工，結果“干了三天活就停工了，然后就是天天睡覺，過了兩個多月”。老蔡苦笑。他決定先到蘇州投奔弟弟，雖然還是得隔離，“但有個日子就好。你說在上海，遙遙無期。”

頭頂已經稀疏花白，穿一雙黑色布鞋的老黃同樣來自山東，他二月份到上海，卻只干了半個月活。老黃解釋自己離開的原因，“以后上海肯定都是能人，不干活也有錢拿的那種。剩下那些干活才能拿錢的，一天兩三百的，不能在上海待了。”張濤問，“那您還回來嗎？”老黃猶豫了一下，“收了麥子再說吧。”

有些人或許永遠也不會回來了。一位志愿者一直記得一對父女，目的地是虹橋火車站，剛上車，那個20歲出頭的女孩卻提出，要先去寶山殯儀館。封控的兩個月里，她的母親在醫院過世了。如今，他們要回老家石家莊辦理后事。車上氣氛沉重，父女倆全程無言。

5月29日，等待返鄉的旅客步行抵達虹橋站。

高架橋，最后幾百米

花了4個多小時，5月18日晚上9點，文非終于來到虹橋火車站，但他被擋在了門外。車票是第二天下午2點的，按照當時的規定，只有手持火車票和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在發車當天凌晨5點半以后才能進到候車大廳。

和文非一樣，許多人被擋在車站之外。通往火車站出發層的高架橋，是他們離開上海的最后幾百米。為了及時登上第二天的列車，他們晝夜在這里排隊，從進站口直排到高架橋上。天一亮，這些密密麻麻的人就順著高架橋盤旋的方向，緩慢地向前蠕動。

通往虹橋火車站的最后幾百米 講述者供圖

文非給車站附近的酒店打電話，試圖獲得一間可供休息的空房間。可每一通電話里的答復都是：我們已被征用為隔離酒店，僅供防疫人員使用。他只好在高架橋底下找到一處干凈的草坪，把行李箱里的衣服全抖出來，褲子鋪在草地上，身上再蓋一件衛衣保暖，嘗試睡上幾個小時，等候車大廳開放。

他的周圍，幾乎找不著一塊空地，草坪和水泥路面堆滿了人。浮于昏暗空氣里的，是星星點點的手機屏幕光。有人蹲坐在路牙子上，靠著行李箱休息；有人直接躺在路上，墊個硬紙皮或者塑料袋。沒有衛生間，要解手只能找一處相對偏僻的草叢就地解決，草叢里便總有一股尿騷味，揮散不去。

那個夜晚并不寧靜。除了惱人的蚊子，很多和他一樣被擋在車站外的人，都在頻繁地撥打12345熱線和110，尋求幫助和棲身之所，也有人給家里的親人打電話訴苦。他聽到人們打著打著電話，總會突然號啕大哭起來。

睡在草叢里的人 講述者供圖

32歲的劉強中在一個夜晚開車路過，被這幅景象震驚了。在上海做網約車司機一年多，虹橋站周邊從未散落過這么多人。昔日的它，就像一顆城市的心臟，層疊交錯的高架橋是動脈，將成千上百萬的外來者輸送到每個角落。在這里，秩序曾很重要，每輛車都有嚴格的啟動和停下的位置，空車甚至都不被允許開進出發層。

那一天，劉強中花600塊買了30份盒飯給這些露宿者。對他來說，這不是一筆小錢。劉強中是江蘇鹽城人，因為炒股欠下幾十萬外債，到上海做網約車司機。他住20塊一晚群租房，每天跑15、6個小時，每個月能勉強掙得8000來塊錢。

聽說很多人是步行而來，劉強中決定免費接送求助者到火車站，“我最起碼比那些睡在馬路上的要好，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他曾在一天內連續接送十幾個人，自己只能休息兩個小時。這些求助者大都是年輕人。

盡管這些年輕的求助者歷經波折，但在28歲的外賣騎手蔣東看來，“已經強過很多人了。”在他的印象里，“年紀大的人，可能求助都不太容易”——他曾遇到過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大哥，不識字，是家里侄女幫忙發送的求助信息。

5月中旬，蔣東和幾個同事組成車隊，免費接送返鄉者。他們早上8點集合，上午送人，下午送外賣。因為交通工具的限制，他們只接送自己所在的青浦華新鎮附近的人，也只走青浦到虹橋一條路線，蔣東有些不好意思，“確實能力有限。”但就在接送那位不識字的中年大哥時，大哥說到虹橋車站，結果一看車票是上海站。負責接送的騎手不忍心拒絕，還是開了幾十公里到上海站，來回一趟車就沒電了。蔣東記得，當時騎手說的是，“總不能扔下不管。”

因為接送的事，蔣東的車隊也天天吵架。有時因為路線安排，有時是求助者的態度，沒有一句謝謝，直接轉頭離開。占用工作時間，又不收錢，有年輕騎手因為感到寒心不想干了，年紀大的騎手安慰，既然做了就別停了，堅持到交通恢復吧。就這樣，每天吵著鬧著，幾個在城市里渺小又微不足道的人，把善意持續釋放出去。蔣東特別強調，還有一些閃送、貨拉拉的小哥看到視頻，也主動發消息要一起幫忙，“如果不是他們，光靠我們的電動車不可能在幾天內送30多個人。”

高架橋下有沮喪，也有試圖驅趕悲傷的人。有一輛貼著“華夏老兵應急救援”橫幅的車，給滯留的人們送去了西瓜。從事物流行業的嚴遲每天送完人，就和兩個結拜兄弟買來面粉、白菜、蘿卜、肉餡，包一千個包子，在深夜11點送到車站免費發放。

最近的虹橋火車站總會讓嚴遲想起20年前，自己就扛著一床被子到了上海，連一根1塊5的玉米都買不起。“這一批離開上海的都是傷透心的，還有很多是確實在上海生存不下去了，被迫無奈離開。”他希望能在最后的短短幾百米路程里，“讓大家感覺到還是有溫暖的。”

網約車司機劉強中送過一個河南小伙。這個28歲的年輕人拖著一個行李箱和四包東西，從奉賢區出發，徒步走了20多公里，一口飯沒吃，腳底磨出水泡，實在沒氣力了，只能丟掉那床被子。在距離車站30公里的地方，他坐上了劉強中的車。他自述第一次到上海，在工地就干了一天活，結果被困兩個月，說話的時候，他眉眼下垂，看起來受到不小的打擊。

汽車最后停在P10停車場。年輕人還在車里狼吞虎咽地吃盒飯，劉強中塞給他400塊現金，“路上買點吃的，能平安地、吃飽了到家就行。”

2022年5月29日，旅客在虹橋站附近的路邊休息。

杭州東，忐忑

經歷漫長的徒步、騎車、以及許多陌生人的善意，歸鄉的人終于登上駛離上海的列車。當列車緩緩啟動的那一刻，也意味著他們告別兩個月的封控和困窘。截至5月29日, 每天有上百趟列車從上海虹橋站經過。和以往不同，駛離上海的車廂大都異常安靜，往日里的說笑聲和嗑瓜子的聲音，都消失了，人們閉目養神，神情盛滿疲憊。

但是，歸途的奔波沒有就此結束，大多數人依舊忐忑不安。25歲的楊逍就是其中之一。5月19日，他騎車10公里到達火車站。登上列車的那一刻，他“很累很累”，但不敢在車上睡覺——他要到杭州東站中轉，僅一個小時，擔心睡過站。

距離上海不到200公里的杭州東，是很多人的中轉站。每天有十幾趟從上海發出的列車抵達，人們再由這里奔向天南海北的家。剛踏上杭州的土地，上海來的乘客就被大喇叭、字牌、以及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分流排隊，做核酸、抗原、填寫各種承諾書。在這里，隊伍看不到盡頭，楊逍估計“起碼有3、400人”，走完全套流程估計要四個小時。

夾在擁擠的人潮里，很多人眼睜睜地望著自己的那趟列車離去。杭州東站不允許隔夜換乘，那一晚，上海來的旅客不能站內過夜，要被帶到酒店隔離，一天500元。場面一度混亂，沒有人愿意前往。楊逍的票也過點了，也拒絕去隔離——他實在掏不起這筆隔離費用了。上海封控兩個月，他不僅失去收入，還曾兩度進方艙。

杭州東站最終妥協了。臨時在車站內用鐵欄桿圍出兩塊空地，供這些隔夜換乘的人落腳，進出口有保安把守，要上廁所的話，就將身份證押給保安，回來時再取走。

杭州東站臨時安置點 講述者供圖

雖然失去行動的自由，但日常的氣息在漸漸靠近了。在杭州東站，楊逍一口氣買了三道菜，麻婆豆腐、酸辣土豆絲和小炒肉，時隔兩個月，這個重慶人終于再次嘗到辣味。一對中年夫婦湊過來，小心翼翼地問，“小伙子，這個菜在哪里買？”他們想回貴陽，卻只能買到金華的票，不識字也不會用手機。看到他們的行李中還帶著工地用的切割機，楊逍不忍，給他們點外賣，又在手機上幫忙買票。

杭州東站一夜，楊逍墊著一張廣告牌，蓋著上衣，只睡了倆小時。周圍也盡是疲憊的旅人，有人靠著墻角睡，也有人枯坐一晚。楊逍試圖和他們聊天，有人直接沉默，也有人心事重重，神情都是“又累又乏”。

楊逍在杭州東站待了26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6點才出發去武漢。臨走時，那對貴陽夫妻遞給楊逍一支煙，不停地道謝，“沒有你，我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歸鄉之路的驚魂并未結束。楊逍在武漢停留一夜，收到過一條短信，稱其同行的列車里可能有新冠感染者。就在那一天，武漢酒店連續給他做了四次核酸，“完蛋了，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但他不敢開口問工作人員，“就怕是真的，我真的不想聽到這種結果。”

回家路走了三天兩夜，有驚無險，5月22日凌晨，楊逍終于抵達重慶。看到熟悉的渝A車牌時，楊逍說，“真的是回家的感覺。”他決定隔離結束后去探望兩年沒見的奶奶。

在山東威海的隔離酒店，一個22歲的年輕人吃上飯的那一刻，“眼淚都快（流）下來了”。他在上海的出租屋餓過肚子，那個時候沒有做飯工具，只能將筷子架在熱水壺上加熱包子，包子餿了，里面的餡都流出黏液了，但他沒辦法，只能強忍著味道，和著生蒜苔咽進肚子里。

此刻，因為經濟條件和家鄉的隔離政策，更多的人還被困在上海，比如往返火車站免費接送求助者的劉強中。從上海到鹽城，開車就3個小時，但回去要7天集中隔離，外加7天居家隔離，12歲的兒子快要期末考了，擔心影響孩子，他選擇繼續在上海流浪。

文非順利地在5月19日抵達杭州東。他在隔離酒店一口氣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來后全身酸痛，雙腿發抖。比許多人幸運的是，這是他的終點。經歷了7天的集中隔離，他在5月26日正式重獲自由。他第一時間去了理發店，過去兩個月，頭發長得已經快要遮住眼睛。騎車離開上海時，文非沿途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我們也沒有做錯什么，為什么會變成這樣？”

他沒有答案。

注：5月31日，上海市舉行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通報稱6月1日起，全市將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市內地面公交、軌道交通全網恢復基本運行，出租車、網約車恢復正常運行。據志愿者講述，虹橋火車站P10停車場后來成為了車站的臨時安置點之一，人們的身下依舊胡亂地墊著被褥、紙板或塑料袋，但總歸有片屋檐遮頭。